21年前苏联爆发的“八·一九事件”，虽然仅3天便以失败告终，却成为4个月后苏联解体的导火线。现今，许多人也在讨论“中国是否也将步苏联后尘“这样的话题。中国与东欧的问题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虽然我们的改革也受到过东欧早期改革的启发，但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非常大。首先，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和东欧改革前都是计划经济，实际上，苏联东欧在历史上搞的是现代工业文明扩张“科学主义”的一套理性计划经济体制。而中国搞的是一种不把“计划”当回事的、“大轰大嗡”的命令经济，“文革”时期尤其如此。在中国，改革开始就是从无平衡的混乱中走出来，不仅市场平衡可以增加效益，引进理性计划平衡也可以增加效益。邓小平说改革最初就叫“整顿”，“整顿”并非走向市场，而是回复“修正主义”。

其次，一个非自由的经济共同体结构势必有两个职能，即它对人一方面是一种束缚，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保护。因此摆脱这种共同体也意味着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前者是好处，而后者就是“代价”。1966年起，苏联农村已全部实行国家银行统包的“有保障的工资”制。因此苏联农民一方面受到体制束缚，另一方面得到体制保障的程度也相当高。但中国就大不一样，改革前人民公社的特点是束缚功能强大，保护功能却很小。

最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比中东欧经济增长更好的优势就需要第三种解释了。那就是中东欧各国都出现了民主化，而中国没有。很多外部“左派”批评中东欧简单化地实行“国家退出”，不如中国强调国家作用。其实国家在两者的转轨中都是无处不在，区别只在于中东欧国家“权力退出”易，“责任退出”难。而中国恰好相反。讲责任的时候让你“不找市长找市场”，弄权的时候就是“市场不找市长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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