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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at's beautiful drifts away like the waters ——W. B. Y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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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0 17:07:00
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区别
 

   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文艺学和艺术学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研究方向为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1996)、《红楼梦与百年中国》(1999)、《中国现代学术要略》(1997)、《学术思想与人物》(2004)、《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2004)、《陈寅恪与红楼梦》(2006)等。其主持编纂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35卷、2000万字),获中国图书奖。


  “国学”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国学”是一个专门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


  记者:我知道您对当前的“国学热”及相关问题有着非常深入细致的思索,并且观点非常独到。请您谈一谈“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联与区别。
  刘梦溪: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整个传统社会的文化都可以叫作传统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作传统社会。而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其精神学术层面,应该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国学则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我们在谈学理问题的时候,不应把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混淆起来或者等同起来。近一个时期国学话题得到学术界乃至学术界以外人士的关注,似乎有一点“热”。有的大学正式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小学生有国学班,互联网上在辛苦地遴选“国学大师”,与国学有关的书籍销路也不错。这种情况实际上有一个背景,跟近20年来学人以及媒体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弘扬有直接关系,人们对传统文化已经减少了陌生感,甚至有了一定的认同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现在国学成了一个时兴的话题。
  但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在我看来,“国学”是一个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人文领域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太热,对学问来讲都不是好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有过一次关于“国学热”的讨论,当时大家在使用“国学”一词时,表现得比较审慎。现在讲国学讲得太泛,什么都成为国学了。我更倾向多使用传统文化的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比“国学”更亲切普及,更容易被民众以及外国人所接受。因为每个人都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都有被传统所遮蔽的一面,都需要有对传统的反思能力,都有一个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应该是让传统成为现代化的必要资源,用现代性批评传统,也用传统批评现代性。在我们国家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离不开传统文化,我们需要不断地对它进行新的诠释,使传统成为现代人今天生活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物化的层面。那些历史文化的遗存,那些物化的文化典范,我们需要增加保护意识。此外还有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现在因为有联合国的倡导,各国都很重视,我们国家近年也给予极大的关注,获得良好的成效。
  国学所包含的内涵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学术部分。当然就国人的教育而言,我认为国学应成为中小学课程设置的内容之一,这个问题比较大,需要有心人细致探讨。即使是在教育领域,也不应用“国学”来代替“传统文化”。


  记者:您对国学概念的缘起及其演化过程也有重新检讨,对一些相关概念作了细致的辨析,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刘梦溪:“国学”这两个字连起来使用,时间比较早,《周礼》里就有“国学”字样,但那是指国家所立的学校的意思。现在我们使用的国学的概念,发生的时间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初期,比如1902年梁启超与黄遵宪的通信中,黄提到梁有创办《国学报》的设想,黄遵宪认为在时间上梁启超的想法未必合适。这样我们至少知道1902年国学这个概念就开始使用了。这封信在《黄遵宪全集》里能够查到。
  章太炎先生使用国学的时间也比较早,而且他是最有资格承当国学大师称号的人。1903年他因“苏报案”
  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到日本,当《民报》停顿的时候,他讲起了国学,正式挂牌开讲,鲁迅、吴承仕等曾前去听讲。章太炎第二次讲国学,是1913年至1916年被袁世凯软禁的时候,在北京钱粮胡同,北大许多教授去听。第三次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开办的系列国学演讲,《申报》为之配合,每次演讲都作报道,影响更大。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一书,就是曹聚仁根据上海演讲记录整理而成的。最后是章太炎的晚年在苏州,又办起了国学讲习会。
  20世纪的20年代,国学最为流行。除了章太炎的上海系列演讲,还有几件不小的事情,使国学的名声大震。一是1922年和1923年,胡适和梁启超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分别开了两个国学书目。胡适的书目叫《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列书籍184种。梁启超不赞成胡适的书目,认为他该列入的没有列入,不该列入的倒列了不少。所以他索性自己重开了一个书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4月26日开列的,收书目141种。试想当时的胡适之和梁任公在思想界是何等影响,他们这样的大举动,对国学的推动能没有作用吗?
  其实20世纪更重要的事情,是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和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中国两所地位最高的现代大学,分别成立了国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其影响不言自明。北大国学门聚集了一批学者,其中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不少,负责人是吴承仕,也招收了学生。出版的刊物叫《国学季刊》,胡适写的发刊词。清华国学研究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影响比北大国学门还大。
  后来的许多最著名的文史学者,如徐中舒、姜亮夫、王力、谢国桢、刘盼遂等,都是清华国学院毕业。
  但清华国学院只存在了四年的时间,到1929年就停办了。无独有偶,北大国学门也存在了四年的时间,1927年停办。其实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到20年代末大学的学术分科渐趋成熟,文、史、哲成为各自独立的学科,那么综合性的国学,其立足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小了。
  和国学有关的是“国故”和“国粹”。“国故”一词是章太炎的发明,他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我们中华民族所有过去时代的典故和故事,或者说我们所有的文化家底,都可以叫做“国故”。胡适觉得“国故”这个词可以成立,他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并说研究国故的就叫“国故学”,简称“国学”。而“国粹”一词,是从日本传来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一派主张发扬本国精神的学人,例如创办《日本人》杂志的志贺种昂,提出了日本有自己“独有的国粹”的想法。其涵义相当于“民族性”或者“民族精髓”,也就是指一个国家特有的财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
  “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也是在20世纪初,梁启超很早使用,章太炎的著作里使用国粹的概念更要多一些。
  但“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以后,似乎走向了下行路线,不再指民族性或者民族精神,而是包括了物化的文化形态,比如京剧、中医、中国功夫等,就成为国粹了。或者还可以包括中国画、中国书法。
  纯精神现象则不容易找到可以用国粹称之的事物。而且国粹须是今天仍然有生命力还在继续发用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过去的遗存。比如秦砖、汉瓦、兵马俑、武则天墓、楚简、帛书等等,还真的不能叫国粹,而是可以称为国宝的。
  国学、国故、国粹这些概念我们需要区别开来。国故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国粹也不能用得太泛。
  国学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名词,学术大家们有的有所保留,连写《国学概论》的钱宾四先生,都说过这个词前无承继,将来恐怕不容易成立。马一浮也说过这个词不够恰当。重视国学是好的,但不必一窝蜂地大热起来。


  我们长期以来对传统采取的是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这些年所做的还是处在对传统“恢复记忆”的阶段。“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来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而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目前的“国学”热与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有一些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是由于传统文化源流的断裂甚至于在社会生活中一度“失宠”有关?在您看来,我国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哪一个关节点上出了问题?
  刘梦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开始逐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时间并不长,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还不到30年的时间,认真地说还只是处在连接传统、恢复记忆的时期。因为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传统采取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方面,长时间有人认为传统是现代性的一种阻碍。
  谈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避晚清到民国所发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当时人叫“大变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表达过“大变局”的思想。就是持续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呈崩塌耗散之势。因此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实际上是处在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五四”对传统的检讨不是没有缘由的,但“五四”精英彻底批判传统的结果,使传统大大减少了在民众中受拥护的程度。而民众不拥护自己的传统,传统的传承就会发生困难。
  新儒家说后“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才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这些大儒出来,为故国的文化招魂,才有1935年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文化本位的宣言,才有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民族的文化传统,按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别,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比如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小传统则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有长期的完善的民间社会,因此文化的小传统格外发达。但是,十年动乱时期对小传统的破坏最为严重,特别是社会公德、社会良知和社会伦理的被毁弃,后果是不堪想象的。改革开放后,不光是知识界,领导者以及民众态度都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进入传统的重建过程,首先应该对传统“恢复记忆”。
  为什么是“恢复记忆”?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90年代初期,我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对话,他就讲,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就是说到8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传统了。金先生是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他用通俗的语言所作的概括,我很佩服。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即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的国家,它是一个有传统的国家,但是在现代中国人身上,传统承载的量是非常之小的。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还认为,我们什么事情做不好都是因为传统在作怪,其实,不是这样的。与其说中国人喜爱传统,还不如说中国人更愿意求新。只是“新”的没有根基,“新”的不够稳定。“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而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我们的百年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


  记者:您认为在重建传统的过程中,哪些问题至关重要?或者说哪些原则必须持守?
  刘梦溪:我现在考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历史经验,千年的经验,百年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清代的问题就是它与世界相脱离,它闭上了大门,割断了对外交流的渠道。近三十年以来作为基本国策的改革开放,目标之一就是让我们进入世界的大家庭,不脱离开世界大势来孤立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对历史的反思,对传统的承继,则是要整合自己的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所用。因此近年的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国学的提倡,当然是理所必至的好事情。
  可是伴随着大家为重建传统所做的努力,也有一些意外之见和意外之行值得我们检讨反思。比如设立小学生国学班,倒也罢了,却要小孩子们穿上古代的袍服,念《论语》要摇头晃脑,此理我实不可解。
  又比如有人提出应该恢复黄帝纪历,这个想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以公元来纪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要一步,连纪历都要改变,近代以来我未之闻也。虽然是个别的说法,也够让人感到意外了。又比如去年圣诞节期间,据说有“十博士”提出要抵制圣诞节,这也非常荒唐的。如果在西方,在美国,如果有美国人提出来要抵制中国的春节,亚裔和华裔会认为这是种族歧视,美国的法律也不会允许。最近还有人提出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入场服装要穿所谓“汉服”。什么是“汉服”?唐朝的、宋朝的还是清朝的?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为了传统而忘记今天、为了中国而忘记世界的不恰当的思维方式。
  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虽然我们做学术研究不能不区分出“异”,但是区分“异”的目标结果是为了求其“同”。我历来认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异”来追求那个“同”。北大乐黛云教授开始推动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时候,她很重视钱钟书先生。虽然钱先生本人不认为自己做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我们从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中看到,书中充满了对各国文学与文化的比较,而比较的结果和目的,是尚同。他得出的结论是“心同理同”。“貌异心同”一类字眼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出现。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东海西海,心里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追求“同”,这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大学者不立异,立异不是有学问的表现。
  当然对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现在很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代化的模式不应该是一个。
  从历史上来看,以前的两个模式,一个是欧洲的模式,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模式;第二个就是北美的模式,它也是对现代化影响最大的一个模式。但是,当东亚兴起之后,特别是中国兴起之后,人们在探讨有没有第三种现代化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欧洲、北美的模式一定是一样的吗?大家觉得不一定是一样的。其实日本的现代化模式与美国的也不完全相同。
  尽管人类在文化方面、文明方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在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面前,比如生存的渴望、对灾难的应对等人性的追求方面,人类的共同之处是非常之多的,这不是以国家、民族作为分界的。当前我们重建传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人类文明当中一些共性的东西、共相的东西,我们也不可以例外。比如现在有的提出你要改学位服,这不一定是明智的作法。那么你索性连学位也不要,因为学位也是国外的东西,中国以前没有什么硕士、博士。但是学位我们当然要!这里有一个知识无国界的问题。配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一些传统节日应该恢复原来的位置,我对此是完全赞同的。比如春节已经和元宵节连起来了,在元宵节之前,很多单位都不是一个正式上班的状态,有些单位索性在元宵节之后再上班。像端午节、中秋节,这些中国的传统节日是应该放假的。但是切不可“立异”,一切都要与世界文明的形态区分开来,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聪明的,万不可行的。
  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我对于丹的《论语》心得持正面肯定的态度。


  记者:谈国学、研究国学,离不开文本经典的阅读。请您谈谈对文本经典阅读的看法。
  刘梦溪: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不间断的文化,我也认可这个说法。前不久去埃及,深为埃及的古文明所震撼。它的法老文字非常美,也是象形文字,但它未能传下来。我想它是太具象了。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因此在重新检讨、建立传统的今天,文本经典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青年人来讲,他们认知传统,有时可以通过看实物,像古代的建筑、兵马俑以及博物馆里存放的展品,但比这些更方便的是,通过文本经典的阅读来了解中国的古文化和古文明。因为文本经典是中国文化的典范,它里边含着中国文化的众多信息。
  这些年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增加了古典的含量,这是很好的事情。文本经典的阅读风气也有所提升。


  记者:您怎么看待于丹现象?
  刘梦溪:我对于丹的《论语》心得持正面肯定的态度。她受到欢迎,首先是赶上了我前面讲的近年对传统重新恢复记忆的背景,一般的民众对传统不是那样的陌生了,甚至有一种亲近感,有接受的需要。
  当然她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的言语论说方式特殊,当她进入论说状态的时候,她已经离开了自己,她创设了第二话语世界,这个世界是理想的、审美的。她是极富语言天赋的人,别人不容易学到。
  一般人写文章可以用一点华丽的语言,但是说话就不容易进入这样的语境。然而,于丹对《论语》的讲述,她很快就进入一种语境,这种语境有一点辉煌,有一点华丽,而且还有一种音色之美。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不像有些批评者所担心的:《论语》能这样读吗?学问跑到哪去了?问题是,于丹对《论语》的解读只是一种解读方式,她不会影响任何专家对《论语》的解读。她是另外一种传播,这种传播更容易被受众所接受。
国学和现代学术分科
  世界各国的学术,其为“学”,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完成“学”的方法、途径和型态。
  中国哲学和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哲学,研究对象和试图解决的问题,都离不开人、生命、宇宙、自然秩序,都想深入到“玄“或曰“真际”的世界,并希望用玄理给出攸深的结论。中国哲学的“近譬诸身”的讲求实际的特点,固然也,这在先秦儒家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但中国哲学也是从不回避对“玄理”的探究的,这有易、老、庄“三玄”经典为证。朱熹哲学其实已经“玄”得可以了,他说的那个“理”,你能看得见摸得着吗?只不过还有些“拖泥带水”,在纯哲学家眼里还不够彻底而已。但中国哲学的论理型态又是与西方不同的,比如说中国先哲并不以追求体系为能事,而西方哲学恰恰需要体系化。但这丝毫不影响易经、老子、庄子、孔子、墨子,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那么又何必用一个笼统的国学与人家各个学科相对应,而不是以哲学对哲学,文学对文学,史学对史学,然后加以比较研究,透过表现型态的“异”,寻找人类智慧结晶的“学”和“理”的大“同”呢。
  中国传统学术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向现代学术转变以后,已为艺术、文学、史学、哲学诸学科所置换,总称作人文学科。中国古代原无社会科学,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民国以后才开始重建。
  现代社会国际间学术互动频繁,而学术互动都是分学科进行的,如果人家来的是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我们对之以国学,来的是史学或者文学团体,我们也对之以国学,岂非笑话。其实胡适当年在号召“整理国故”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要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因此对中国传统学问作分学科研究,比拢在一起的国学概念要切实得多。实际上也没有哪个现代学人以研究国学自许。假如你向一位研究古典文学或者哲学史或者历史学的学者发问,请教他如今治何学,他大约连古典文学、哲学史、历史学这些现成的概念都不肯用,而是更具体的或唐代文学或明清小说,以及宋明理学或晚清诸子学,乃至宋史、明史、清史等等,已经自己觉得不免空阔。他绝对不敢说,他老先生是研究国学的。
  如果他讲了,你即使不会被吓着,也会蓦地一惊。
  国学这一概念其实是有局限的,我们使用的时候,需要小心小心,切不可你也国学,我也国学,大家彼此一下子热起来。更不要花费心思去选举“国学大师”。我们晚学不敢与闻是自然的,我们的长辈恐怕也会望而却步。“国学大师”的名号,不是谁都可以接过来的。盖国学有宽窄两重义涵,宽的就是胡适所说的,凡研究一切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也就可以简称为国学。后来大家普遍接受的国学就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说法,其实也是比较宽的义涵。国学的窄一些的义涵,应与经学和小学联系在一起。不通经学,不明小学,国学大师的称号宜乎与其无缘。
  ---摘自刘梦溪《论国学》,载《中国文化》2006年秋季号、总第23期。

 


我讲的是国学,有人问,什么叫国学?是不是中国的学问?我说不全是。那是什么?我说,国学,是治本之学。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们讲的这个国学,是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吸纳全球高度文明成果的,真正关心人类内在成长和长远发展的学问。我们不泥古,不贬今,不设限,也不包揽,不妄自菲薄,不狂妄自大,唯道是从。
我们学习的,是“中华传统文化”,而非“中国传统文化”。这不是一个概念。
中国,如今是一个地域概念,原来指中原文明地带,现在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所辖范围。
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其原始意义也不尽是地域概念。中,是正,恰当,《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人来说,中是最恰当的状态,是一尘不染的状态,最平常的状态,是最合乎自然、不造作的状态。
那中国的意思:这是中正之邦、文明之国,这里的人做事是最恰当的,是最合乎礼仪的,是应该被大家学习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个个人都得扪心自问了,我们做中国人做得合格不合格?
中华,华是对中的高度赞美。比如,华夏这个词,就是对夏王朝的高度赞美,直到后来,我们自称华夏民族,华夏这个词成为对我们血脉的代称。我们称自己为中华民族,就是说,我们是文明的国度出来的,具有高尚情操的文明人。
传统文化统这个字,源自中国丝绸文化。统原来是指蚕吐丝时吐出的第一口,即是丝头。如《淮南子·泰族训》说:“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这里就用的他的原意。在这意义上,统这个字有了“头”、“元”、“首”的意思,又因为最源头的,也是最根本的,所以,也就有了“本 ”的意思,如:万物之统,就是万物之本的意思。
传统,就是传承最本源的,出自人类本性的,应对人的根本需求的东西。
文化,是文而化之。文,是统之相。“文”是“纹”的本字,我们没有办法画出水来,我们只要画出水的波纹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文不是本质,而是本质的一个表征,用它来代表本质。
本质是没有办法把握的,我们说,越是本源的东西,越是不可思议,难以把握,所以,就用一个大家可以把握的符号对其进行描述,而“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以,圣人的教育要想传承下去,必须有文字不可。这叫文而明之。
什么叫文而化之呢?就是以文字外相符号化的教言教理,达到化育、教化百姓归于正道,让人民知礼仪,懂规矩,远离禽兽。
中华传统文化,是这样的一种教化人民的,合乎人性的教导方法。我们的理念,是源自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是对全人类都有用的,不光是中国人,是世界人民都应该来学的优秀文化。


中国文化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中华民族是由许多的民族(或称为种族)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各族的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为丰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
  从历史来看,不能不承认,汉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导的地位。汉族文化曾经对各兄弟民族的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但也汲取过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成就。汉族和各兄弟民族,彼此之间有一个长期的文化交融的过程。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这发展过程中,虽经常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因而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影响及于国外,对于世界文化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中国文化在几千年中,巍然独立,存在于世界东方,除了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物质生产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何谓精神?精神本是对形体而言,文化的基本精神应该是对文化的具体表现而言。就字源来讲,精是细微之义,神是能动的作用之义。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曾经指出:“还必须注意到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形态上的特点。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不同。”(1)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受帝国主义的欺凌,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无能,由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人们特别注意考察中国旧有的思想意识中有消极衰朽的方面,注意考察旧有思想意识中的陈腐萎靡的病态。这当然是必要的。对于这些缺点、病态,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坚决地加以改革。但是,如果中国文化仅仅是一些缺点、病态的堆积,那末,中华民族就只有衰亡之一途了。过去,一些帝国主义者正是以此为中国进行恶毒的攻击。我们在严正地予以反驳的同时,应当注意考察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积极的健康的要素,深切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指导作用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力量。、

 


  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又获得了新生,进入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新阶段。中国文化能够历久不衰、虽衰而复盛的情况,证明了中国文化中一定有不少积极的具有生命力的精粹内容。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指导中国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这里试举出四点:(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我认为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略说如下。


一、刚健有为
  《周易大传》提出“刚健”的学说,《彖传》说:“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又云:“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又云:“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这些都是赞扬“刚健”的品德。《说卦》云:“乾,健也,坤,顺也。”健是阳气的本性,顺是阴气的本性。在二者之中,阳健居于主导的地位。《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周易大传》强调 “刚健”,主张“自强不息”,这是有深刻意义的精粹思想。
  从汉代到清代,二千年之中,《周易大传》被认为是孔子的著作,它是以孔子手著的名义产生影响的。所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在历史上曾对很多知识分子起过激励作用。事实上,《周易大传》并非孔子所著,“刚健”之说应是战国时代儒家中讲《易》的学者提出来的。“刚健”虽不是孔子提出的,但孔子确实比较重视“刚”,《论语》记载:“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2)郑玄注云:“刚谓强志不屈挠。”《论语》又载孔子云:“刚毅木讷近仁。”(3)可见孔子肯定“刚” 是有价值的品德。《周易大传》的刚健之说实渊源于孔子。
  孟子鄙视“以顺为正”,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生活准则。《孟子》记载:“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4)大丈夫应有独立的人格,遵守一定的准则,不屈服于外在的压力。孟子这种见解与《周易大传》的刚健思想有一致之处。孔子重“刚”,老子则贵“柔”,两说相反。都有深远的影响,老子提出“无为”说,孔子也尝赞美无为的政治,但孔子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有为。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5)孔子自称“为之不厌,诲人不倦”(6),“发愤忘食,乐以忘忧”(7)。他坚决主张有作所为,表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
  宋代周敦颐受道家影响,提出“主静”之说,在宋、明时代,影响很大。到明、清之际,王夫之重新肯定了《周易大传》的刚健学说。王夫之说:“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8)又说:“惟君子积刚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动。”(9)王夫之有力地宣扬了“健”与“动”的学说。
  《周易大传》关于“刚健”和“自强不息”的思想,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中国文化向前发展的积极作用。而道家和部分宋儒的“柔静”学说,则是“刚健”思想的一种补充,两者相互对峙,相互引发,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面貌。


二、和与中
  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有所谓“和同”之辨。“同”是简单的同一,“和”是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谐和。《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的言论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史伯区别“和”与“同”:“以他平他谓之和”,意谓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作和,这样就能产生新事物,所以说“和实生物”;“以同裨同”,即把相同的事物加起来,那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论和同的区别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火+单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这所谓和,也是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
  君、臣之间,臣能提出不同的意见,君能容纳不同的意见,然后可称为和。史伯、晏子关于和同的思想,一是要求多样,二是要求平衡。这是一种促进文化发展的思想。
  孔子也区别了和与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0)看来孔子是同意晏子关于和同区别的言论的。孔子对于和、同之辨未多讲,而提出了“中庸”的观念。后来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篇,对中庸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于是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由于后来的思想家对中庸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也不是单纯的。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1)对于中庸的含义未加说明。《中庸》篇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这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又云:“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里以“时中”、“用中”来解说中庸,时中即随时处中,依条件的不同随时选取适当的标准。用中即不陷于某一极端,随情况的不同而采取确当的方法。
  从汉至宋,经学家对于中庸有不同解释。郑玄诠释《中庸》篇的题义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12)这是认为中庸指中的运用。程颐诠释中庸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13)这是把中庸看成固定的原则。郑玄的解释是比较符合原意的。
  中庸思想的主要涵义是: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实现一定的目的来说,有一个一定的标准,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叫做不及,超过了这个标准叫作过。如果超过了这个标准,就不可能实现原来的目的,而会转变到原来的的反面。所谓“中庸之为德”就是经常遵守一定的标准,既不过,亦不是不及,这是中庸的品德。有些事情,确有一个适当的标准,例如,饮食卫生一类的事情,确有一个适度的问题,这个度在过与不及之间。但是社会的变革,在一定条件下,需要打破原来的标准,这样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如果固守原来的标准,就会陷于停滞不前了。中庸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保证了民族文化发展的稳定性,反对过度的破坏活动,使文化发展不致中断;第二,对于根本性的变革又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三、崇德利用
  春秋时代有“三事”之说。《左传》文化七年记载晋国贵族谷+阝缺的言化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正德,端正品德;利用,便利器用(用指工具器物之类);厚生,丰富生活。正德是提高精神生活,利用、厚生是提高物质生活。《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楚国申叔时之言云:“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又襄公二十八年记齐国晏婴之言云:“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生活丰厚,器用便利,然后端正德行加以节制。幅是节制之义。晋、楚、齐三国的贵族都谈到正德、利用、厚生,可见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思想。“三事”之说兼重物质生活和精神,是比较全面的观点。
  《周易大传》中讲到“崇德”与“利用”的关系问题,《系辞下传》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朱熹《本义》解释说:“精研其义,至于入神,……然乃所以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适不安,……然乃所以为入而崇德之资。……至于穷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义指事物的规律,神指微妙的变化。精研事物的规律,以至于理解深微的变化,是为了实用;便利实际运用,是为了提高道德;而道德提高了,就更能对微妙的变化有更深入的理解了。《周易大传》既重“崇德”,又重“利用”,也是比较全面的观点。
  春秋时代的“三事”之说,兼重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是比较全面的正确观点。儒家特重“正德”、“崇德”,而对“利用”、“厚生”的问题则研究得不多。道家反对“利用”,也不赞成“厚生”,这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历代都有一些自然科学家,对“利用厚生”的实际问题进行过切实的研究,从而促进了文经的发展。
  “正德、利用、厚生”,“崇德、利用”的思想,虽然秦、汉以后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但确实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四、天人协调
  天、人关系问题,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文化方向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三种学说。庄子主张因任自然:“不以人助天”(14),“无以人灭天”(15)。荀子主张改造自然:“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16)而最重要的是《周易大传》的“辅相天地”的学说。《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谓裁成、辅相,亦即加以调整辅助。《系辞上传》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范围亦即裁成之义,曲成亦即辅相之义。《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此所谓先天,即引导自然;此所谓后天,即随顺自然。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既成之后注意适应,做到天不违人,人亦不违天,即天、人相互协调。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道路。《周易大传》在历史上是以孔子手著的名义产生影响的,所以这种天、人协调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导地位。
  王夫之提出“相天”之说,他说:“语相天之大业,则必举而归之于圣人。……人弗敢以圣自尸,抑岂同禽、鱼之化哉?……故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17)传统的观点以为“相天”是圣人的大业,普通人虽非圣人,但也与禽、鱼等动物有所不同。增加自然所没有的,改变自然所已有的,这是人的作用。王夫之的“相天”之说,是对古代“裁成、辅相”天、地的思想的发挥。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近代西方强调克服自己,战胜自然,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如果不注意生态平衡,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改造自然是必要的,而破坏自然则必自食苦果。中国传统的天人协调的观点,确实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文化是受生产方式决定的。周、秦至明、清的文化,基本上是封建文化。西方中世纪文化,也是封建文化。中、西的封建文化,彼此很不相同。中国封建制时代的文化确实有很高的成就。到了近代,中国文化,较之西方,却相形见绌,远远落后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确有消极的病态的一面,但也有积极的健康的一面。识别中国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对于树立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是非常必要的。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还有一个维护民族独立,为“报国”而献身的优良传统。孔子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从此以后,维护民族的尊严、保卫民族文化,便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在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有一个相互竞争、相互融合的过程,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在各族中,都有许多为国家为本族而献身的志士仁人,表现了复杂的情况。例如宋、元之际,文天祥宁死不屈,发扬了民族的正气,起了激励人心的巨大作用。许衡把南宋的学术传播到北方,也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这都是不能用简单化的办法随意抹煞的。
  中华民族还有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成就借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的优良传统。佛教的输入和流传,表明了中国人民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佛教在中国流传之后,一部分中国佛教徒把佛教教义中国化了,做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而儒家学者在批判佛教的过程中,充实了传统儒学的思想,提高了理论思维的水平,使中国的固有学术放出新的光彩。中华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又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的独立性,从而对世界文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五四”运动展开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这对于除旧布新,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不但要批判封建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对过去各时代的文化,批判地加以总结,这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一定要有中国的特点。清理传统文化的复杂内容,区别其中的精华和糟粕,肃清一切陈腐、庸俗思想的流毒,充分认识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文化遗产,并加以改造提高,这是我们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
注释
(1)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
(2) 《论语·公冶长》。
(3) 《论语·子路》。
(4) 《孟子·滕文公下》。
(5) 《论语·阳货》。
(6) 《论语·述而》。
(7) 同上。
(8) 《周易外传》卷二《无妄》。
(9) 《周易内传·大壮》。
(10) 同3。
(11)《论语·雍也》。
(12)《礼记疏》引《郑回录》。
(13) 朱熹《中庸章句》引。
(14)《庄子·大宗师》。
(15)《庄子·秋水》。
(16)《荀子·天论》。
(17)《续春秋左氏传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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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1)钢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
 
1:简介
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琴棋书画、三教九流、三百六十行、四大发明、民间禁忌、精忠报国、竹、民谣、黄土、长江、黄河、红、月亮。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农家、农民起义、锄头;皇宫官府、宫庭文化、帝王学。


2、诸子百家
    1.儒家(孔子、《论语》、孟子、《孟子》、荀子;思想:仁、义、礼、智、信;四书:《中庸》《大学》《孟子》《论语》)
  2.道家(老子、庄子;思想:道德,无为、逍遥)
  3.墨家(墨子、《墨子》、思想:兼爱、非攻、举贤、节俭)
  4.法家(韩非、李斯、《韩非子》思想:君主集权,以法治国)
  5.名家(邓析、惠施、《公孙龙子》)
  6.阴阳家(邹衍、五行、金木水火土)
  7.纵横家(鬼谷子、苏秦、张仪、《战国策》)
  8.杂家(吕不韦《吕氏春秋》)
  9.小说家(吴承恩《西游记》、罗贯中《三国演义》、蒲松龄《聊斋志异》、曹雪芹《红楼梦》)施耐庵(《水浒传》)
  10.兵家(孙膑《孙膑兵法》孙武《孙子兵法》思想:强调作战前一定要做好准备)
  11.医家(扁鹊、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


3、琴棋书画
  笛子、二胡、古筝、萧、鼓、古琴、琵琶。《茉莉花》、十大名曲(《高山流水》、《广陵散》、《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面埋伏》、《夕阳箫鼓》、《胡笳十八拍》、《汉宫秋月》、《阳春白雪》、《渔樵问答》);中国象棋、中国围棋,对弈、棋子、棋盘;中国书法、篆刻印章、文房四宝(毛笔、墨、砚台、宣纸)、木版水印、甲骨文、钟鼎文、汉代竹简、竖排线装书;国画、山水画、写意画;敦煌壁画;八骏图、太极图(太极)。


4、传统文学
  主要是指诗词曲赋。
  《诗经》、《汉乐府》、《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先秦诗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四大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


5、传统节日
  中国有各种各样的传统节日,很多事情有各种礼仪和习俗。汉民族传统节日近50个 。如下是15个主要节日:春节、上元节(元宵节)、花朝节(花神节)、上巳节(女儿节)、寒食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元节(鬼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腊八节、祭灶日(小年)、除夕。每个地方还有地方和民族的特色。


6、中华诗词
  古诗、律诗、绝句、近体诗、无题诗、自度曲(词)、传统诗词等。


7、中国戏剧
  昆曲、湘剧、京剧、皮影戏、川剧、黄梅戏、粤剧、花鼓戏、巴陵戏、木偶戏 | 京戏脸谱 。
  
8、中国建筑
  长城、牌坊、园林、寺院、钟、塔、庙宇、亭台楼阁、井、石狮、民宅、秦砖汉瓦、兵马俑。


9、汉字汉语
  汉字、汉语、对联、谜语(灯谜)、歇后语、熟语、成语、射覆、酒令等……


10、传统中医
  中医、中药、《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脉经》、《本草纲目》、《千金方》《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


11、宗教哲学
  佛、道、儒、阴阳、五行、罗盘、八卦、司南、法宝、算命、禅宗、佛教、观音,太上老君;烧香、拜佛、蜡烛。


12、民间工艺
  剪纸、风筝、中国织绣(刺绣等)、中国结、泥人面塑、龙凤纹样(饕餮纹、如意纹、雷纹、回纹、巴纹)、祥云图案、凤眼、千层底、檐、鹫。


13、中华武术
  太极拳、咏春拳、南拳北腿、少林、武当、峨嵋、崆峒、昆仑、点苍、华山、青城、嵩山。


14、地域文化
  中土文化、江南文化、江南水乡、塞北岭南、大漠风情、蒙古草原、天涯海角、中原、巴陵文化……


15、民风民俗
  礼节、婚嫁(红娘、月老)、丧葬(孝服、纸钱)、祭祀(祖);门神、年画、鞭炮、饺子。


16、衣冠服饰
  汉服(汉族)、藏袍(藏族)、苗服(苗族)、蒙古袍(蒙古族)、旗袍(满族)、中山装、其他少数民族服饰、木屐、绣花鞋、翘头履。唐装(汉族盘领袍)、维服(维吾尔族)、绣花鞋、虎头鞋、伪唐装(满族马褂)、肚兜(满族)、斗笠、帝王的皇冠、皇后的凤冠、丝绸。


17、四大雅戏
  花鸟虫鱼、牡丹、梅花、桂花、莲花、鸟笼、盆景、鲤鱼。


18、动物植物
  龙、凤、狼、麒麟、虎、豹、鹤、龟、大熊猫...;梅兰竹菊:梅花,兰花,竹子,菊花。松、柏。


19、古玩器物
  玉(玉佩、玉雕……)瓷器、景泰蓝、中国漆器、彩陶、紫砂壶、蜡染、古代兵器(盔甲、大刀、宝剑等)、青铜器、古玩(铜钱等)、鼎、金元宝、如意、烛台、红灯笼(宫灯、纱灯)、黄包车、鼻烟壶、鸟笼、长命锁、糖葫芦、铜镜、大花轿、水烟袋、鼻烟壶、芭蕉扇、桃花扇、裹脚布。


20、饮食厨艺
  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酒、茶道;吃文化、中国菜、八大菜系(鲁、川、 粤、闽、苏、浙、湘、徽)、饺子、团圆饭、年夜饭、年糕、中秋月饼、筷子;鱼翅、熊掌...


21、传说神话
  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后羿射日、嫦娥飞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22、神妖鬼怪
  神仙、妖怪、鬼怪、幽冥;玉帝、阎罗王、黑白无常、孟婆、奈何桥···


23、传统音乐
  是指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还包括当代作品。可见,传统音乐包括“国乐”但不包括“新音乐”,但它们都是“中国音乐”。
  传统音乐是我国民族音乐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音乐与新音乐的区别并不在于创作时音的先后,而是在于其表现形式及风格特征。如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渔舟唱晚》虽是近代音乐作品,但其表演形式属中华民族所固有,所以也是传统音乐。相反,学堂乐歌、钢琴独奏曲《牧童短笛》等因其音乐形态特征借鉴了西方音乐,故不是传统音乐。
  传统音乐的划分最早见于中国音乐研究所编写的《民族音乐概论》,分为五大类: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和器乐,但大多院校在教学中把歌舞音乐并入民歌,于是就变成四大类:民歌、民族器乐、曲艺(即“说唱”)音乐、戏曲音乐。
  实际上,“民族音乐”、“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又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民族音乐”包括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民间音乐”只是传统音乐的一个类别。且我国的民族音乐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民间音乐,还包括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和文人音乐。
  杜亚雄先生则将中国传统音乐分类如下: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其中民间音乐包括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民间歌舞、戏曲音乐和说唱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诗词吟诵调、文人自度曲;宗教音乐包括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基督教音乐、伊斯兰教音乐、萨满教及其它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包括祭祀乐、朝会乐、喜迎及巡礼乐、宴乐。
  “戏曲”
  戏曲“四大声腔”
  四声腔,展辉煌,对戏曲,有影响;
  昆山腔,经改良,艺术上,有开创。
  弋阳腔,节奏强,加滚白,调高亢;
  梆子腔,声响亮,花苦音,巧用上。
  皮黄腔,二合一,称二黄,和西皮;
  西皮刚,二黄抑,后发展,成京剧。
  声腔中以昆山腔、弋阳腔、梆子腔、皮黄腔为典型。

 
By 小鱼儿  阅读全文 | 回复(0) | 引用通告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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