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或者有可能带有某些应酬性质的小文是早该出炉的了，从对于资料的把握和熟悉的角度来讲，现在已经在冷却里似乎慢慢淡去，而从反思的角度来讲，特定的时间跨度可能效果会更好。

      回顾那五天的实习，从一个宏观的眼光来看，或者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个人总结和反思，下放略谈一二。

                                         一，前提和假设

             从一开始，我们就抱有这样的一种倾向，我们将我们正在认识的东西定义成为具有以下属性的一个对象：

       第一，它是整体的；

       第二，它是客观和静止不变的；

       第三，它是和我们不同的。

         自从二十世纪六七年代人类学的方***反思开始，上述的观点都遭到了巨大的质疑，当然其中所涉及的问题牵扯甚广，并非一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下面简要结合具体的实习作一点分析。

        从马林洛夫斯基那里开始传承下来的人类学方法，即传统的人类学方法在卖弄对一个区域文化或者以文化的时候，首先有着一种整体性的眼光，即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看成一个完整的对象，文化客体的整体性是被反复强调和不断证实的，这一点在我们的实习里也并不例外。

        妙峰山下面的村落信仰，从一开始，被我们假设成为某种于妙峰山相对独立的信仰体系，并且在我们的实习中哦我们也力图去找到这样的证据，当然，从村落中各个信仰载体，比如娘娘庙，关帝庙，龙王庙等等这些在功能上可以代替妙峰山的庙宇在一定程度也可以在逻辑上支持我们的假设，即村落信仰实际上与作为华北宗教信仰中心的妙峰山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问题并不在于我们这样的看法是否行得通，而在于我们在面对一个研究对象的时候所带有某种可能的先入为主的看法，我们试图将村落从妙峰山的巨大光环下剥离出来，以此来获得其研究上的合法地位和意义，并且我在不断的反思里面发现，正是对于这样一个观念的强调使得我在进行访谈和写作的过程中，带有着强烈的偏向和引导对话的色彩。比如在对村中老人进行访谈的时候，我们集中关心村中是否有娘娘庙鲜灵的传说以及村中抬娘娘上山等一系列行为的表征和后果，并且以此为中心来展开描述，而对于处罚这些行为的动机和过程，我们归咎于历史的原因而做了大而化之理所当然的推论。当我通过描述村中的各种经济关系来证明现实中的村落与妙峰山的微妙联系的时候，我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在试图将我的研究对象作某种完整的切割手术。从头到尾，我们都可能忽略一个事实的重要性，那就是无论如何，那些村落老人的怡然自得与年轻人的急功近利并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那就是他们是否将自己看成一个带有明显的妙峰山标记的人，或者假设没有过乃至没有了娘娘庙之后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这种有些极端的经验主义色彩的思考方式对于认识现实和历史对于我们的意义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