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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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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去了一趟锦州古玩城，有幸赶上“锦州古玩文化节”，这个被誉为一年一次的古董大集其规模令人震撼，古玩城内的精品展位不说，据说主办方规划的1.5万个地摊展销位也已经远远超出，没想到那样一座曾经以“辽沈战役”震惊中外的“军事重地”，还有那么浓郁厚重的文化氛围。 大家很快就融入其中各自所需去了，我当然钟情于旧书摊，那些久违了的中外小说、样板戏剧本、小人书、杂志又一次“焕发青春”有了新的价值----一套当年1毛钱一本的小人书要价200元，一本复制的《祖国山河一片红》文集要价320元，咬咬牙买吧！谁让你难以忘却那段扭曲了的历史。 二 “孩子，要多读书……”小时候就经常听父母这样唠叨。我想大多数孩子在幼儿园时，大概还不认识多少字，但是仍喜欢这种叫“书”的东西，所以对书的理解应该首先是几张图片加上一些简单的文字组成，所以每天晚上都会吵着让父母讲故事。我们家虽然不富裕，但是经历过万恶的旧社会的苦难、身为革命人的父母还是把对文化知识的渴望寄托在我们孩子们身上，他们平时省吃俭用却“不惜重金”为我们订刊物、购买小人书进行智力投资。 我的童年是红色的。因为那时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是红色的----红旗、红太阳、红像章、红宝书、红袖标、红领巾等等，还有与红色相关的革命理想、革命意志、革命豪情和革命斗争。 谁都没有选择地深深地迷醉在那神奇的红色气氛里----到处是革命宣传画、革命标语、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大批判专栏上的贴满革命的大字报小字报；高音喇叭里翻来覆去地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还有亢奋激昂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当然，我最喜欢的是革命的小人书----《刘胡兰》《黄继光》《鸡毛信》《小兵张嘎》等等。一本小人书的售价从几分钱到几毛钱，那时候绝对是个很大的开支，细心的父母将我们看完的书收藏在一个大纸箱里。 三 1968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成为一名革命的红小兵，带上红袖标，背上“红宝书袋”（《毛主席语录》），父亲还用木头给我制作了一把红缨枪。那时学校要求每名学生必须订一本叫《红小兵》的杂志，每册0.10元，其实就是连环画，每期都是英雄模范的光辉形象和感人事迹----比如红小兵在田里发现了狗特务的发报机，搞破坏的阶级敌人充斥了每个城镇、矿山、牧场。于是，我们的英雄就是那两个为保护羊群而冻坏了脚的龙梅玉荣姐妹，我们的偶像就是那个为救火车而献身的欧阳海。 爱憎分明，斗志坚强是我们最早的红色品德教育。记得有一篇课文《翻身不忘毛主席》：“爷爷7岁去要饭，爸爸7岁去逃荒。今年我也7岁了，高高兴兴把学上。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不忘共产党。”我们经常被父母被老师告之：“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被压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孩子总是饥寒交迫。你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多么的幸福。” 于是，我们确信我们是在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滋润哺育下茁壮成长的幸福的儿童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红色接班人。 四 1970年，我们家下放到农村，那里远离城市，交通不便，去那儿不久才通上电，全村打了一眼饮用水井，所以也就谈不上听广播看电视了，文化生活更是非常落后的。幸好父母将满满一大纸箱小人书、《红小兵》杂志带到农村，这些书一下子使我在村里的孩子们中提高了地位，甚至有的人时常给我送些烧玉米、烤鱼干之类进行小恩小惠，目的就是要多借他几天小人书。村里的大人们也非常喜欢我，常常对着自家的孩子说：“学学人家城里人，有知识懂礼貌！” 小学4年级那年，国家将红小兵又改为少先队，我是班里的第一批队员，那红领巾是免费发给的。当我们被叫到操场上那个简易“舞台”（实际就是土墩子），当着全校人举起右手向队旗宣誓“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那一刻，真的无比激动无尚光荣。 我们的语文老师，和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中山装，他讲话时本地音特别重，大家时常学着他的音调嬉闹。不过，同学们还是挺喜欢听他的课，因为他朴实，讲起课来绘声绘色的，于是像《王二小》《小英雄雨来》《马背上的小红军》《雷锋的故事》那些红色经典，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一次，他上课表扬我写的一篇反映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作文将敌人坦克比作“乌龟壳”很生动，这时，一个虱子竟然大摇大摆地从内衣里爬到脖子上，他急忙用手拍打，同学们已经笑声一片……凯时娱乐城 在红色精神的鼓舞下，那时学雷锋做好事绝对是自觉的行动，大家都是挖空心思琢磨要做什么。一次，我“别出心裁”约上几位同学半夜起来去学校打扫卫生，当我们打着手电悄悄地把教室打扫了，把老师们的办公室打扫了，正准备打扫公共场所时，只见其他班的同学也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打扫卫生，大家会心一笑，互不吱声，而后悄然离去。第二天，老师在黑板报上写道：昨晚又有几位无名英雄把学校打扫得干干净净，全体同学要向他们学习致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