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年，浙江温州企业共计有37家老板出逃，粗略计算，所有出逃企业总资产不低于35亿元。那么，为什么温州老板会集体出逃？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制造行业过低的利润率（不足5%）导致企业主不安于固守主业，借高利贷投资、参与高风险项目甚至赌博，很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而欠下巨额高利贷债务，而这些放高利贷的担保公司往往又是向民众集资的，企业主面临高利贷追债的人身威胁和法律追究的双重压力，不得不跑路。

在改革开放以前，浙江民间金融主要存在于互助性消费领域，之后募资方式没有变，但资金用途流向了创业和投资领域。民间借贷为浙江发达的民营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目前，温州企业做实业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已经被挤压至约3%－10%，在限购令、限贷令的双重打击之下，炒房等其他投资渠道也并无出路。

另外还有不少公务员资金进入高利贷的通道，凭借职位之便，以“办事通融”和“放高利贷”进行交换。通常的规则是，我帮你办事，你帮我放高利贷，互相利用，其实形同一种变相的行贿行为。可以说，“官银”的参与加剧了温州民间高利贷的乱象，一方面民间拆借的隐蔽性刚好适合了这些资金见不得光的需求，另一方面民间拆借目前利率高涨，别的领域投资确实难以找到如此高的回报，这部分“官银”由于往往来的容易，又不太在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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