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从1978年的约18％到今天的约45％，以每年接近1％的比例增加，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在我国的城乡二元隔离体制下，现在已经进入城镇的约1.5亿农民工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是作为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游离在城镇生活边缘。

首先，造成了内需增长的严重阻碍。其次，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市民化，也进一步扭曲了我们的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其三，资源的逆向配置。由于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农民工的储蓄基本上是汇回原籍乡村，赡养父母子女以及在乡村建房置业，以备失业还乡。其四，城市化建设的畸形发展。由于城市发展并不考虑已经就业的农民及其家属，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出现了围绕少数城市居民自我循环的高端化发展。

这种对公民基本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权利的撕裂，是中国社会民主和法治发展的最大障碍。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逐步融入城镇，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他们在城乡文明交错的冲击和夹缝中长大，教育环境差和不稳定，有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这个人数不断迅速增加的庞大社会阶层长期处在流动的困惑和焦虑状态，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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