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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对2008年以来不断深化的全球危机,如果国家坚持城乡统筹和区域平衡的战略调整,利用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别显著、吸纳投资空间大的条件,不断增加中西部和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下决心全面改善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那么,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乡村中小企业和城镇化,也必然能够创造比城市大企业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此下去,中国人维护国家长期稳定、调整经济结构的空间仍在。
其一,必须贯彻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其二,必须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路线,政府的国债投入和国家金融部门的投资都需要体现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性,体现扶助弱势群体的普惠制原则。其三,只有依托传统村社内部化节约交易成本的机制,才能弱化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带来的农村社会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冲突。
因此,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政策重点:首先应该主动放弃过去中国处于资本极度稀缺、数量型粗放增长时期的政策思路,注重中央政府已经进入资本过剩阶段的长期结构调整,特别是要以中央政府掌握的垄断金融为基础。其次,在国家投资方向从“排斥性”向“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调整的大前提下,进一步深化以“组织创新、制度创新”为内涵的农村综合体制改革。在构建国家新农村和城镇化基本建设投资机构的同时,赋予其承担维护乡村稳定、更多地创造就业机会和拉动内需的政策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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